五四运动和“一一·九”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比较而言，二者有相似又有不同。历史事件的比较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一一·九”运动对于中国近代史、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生活在事发地——的一员，感到由衷的自豪之余，更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把先辈的发扬光大，使更多的后昆受到教益。
五四运动（又称“五四风雷”）是1919年5月4日由爱国学生、工人发起的反帝反封建。1919年在商讨“一战”战后事宜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作为战胜国本应收回在山东的利权，列强却私相授受，悍然合盘转让给日本）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面对“弱国无外交”的局面，从5月4日开始，的学生纷纷、，组织、宣传等，随后天津、上海、广州等全国多地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北洋迫于压力，最终决定暂缓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场抵制列强侵占中国领土的还引发了以反对传统文化为标志的新文化、新思想运动。历史上传统的观点将五四运动定性为：旧主义和新主义的分水岭，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诞生和发展；现在也有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引起了思想、文化的性变化，更在于主体力量性增强，引发了全体社会全方位的重大转型，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五四运动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引起东亚地区性格局性变化，而是引发了持久、广泛的国际影响，左右了世界格局和历史，因此称之为“五四”毫不为过。
“一一·九”运动是青年学生为反对日本五的一系列的总称。1928年5月13日，在日本的下，张作霖与日本人签订了东北权的《满蒙新五协约》。消息一经，哗然，人民举行了各种抵制、、等活动。1928年11月9日，大中小学校学生5000余人执“力争”旗帜，举行，日本权。滨江县，学生受伤一百四十余名，造成“一一·九”惨案。[1]成为整个“一一·九”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当时人士纷纷对学生爱国行为及……继而省内乃至东三省的其他城市也爆发了保抗日运动，后续影响波及小半个中国。此运动打乱了日本中国东北权的计划，推迟了修筑“五”的进程。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满蒙新五”在“九一八”事变前终未实现。[2]这也成为日本提出“积极地东方（对华）政策”的田中内阁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权”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五四’事件的近因不仅是巴黎和会的惨败，也是1915年‘二十一条’所引起的情绪的延续。”前有甲午战争失败之耻，中有迫签“二十一条”之辱，今又豪夺青岛及山东利权！是可忍孰不可忍！学生的爱国热情瞬间被燃起，“中日冲突在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结”，五四风雷就此。加之十月社会主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庶民）看到了希望，成为五四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
“一一·九”运动同样作为，其事发原因更为具体——铁及其利权。对于铁及其利权重要性，事发地市民乃至整个东北地区人民都有着深刻的认知：“铁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3]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如司马昭，甚为险辣：一由军港上陆，由南满线（今哈大线）可直达；一由清津军港上陆，由吉会线（今市到朝鲜的会宁市）可直达，并与南满线会合，中间将奉、吉二省完全包围。再由长大（今到白城的大赉镇）、洮索（今省的洮南市到自治区的乌兰浩特市索伦镇（当时是省辖区））两线，可进逼，实足以制我东三省的死命。延海、吉五两线一成，则大部分之精华全被吸收，长大、洮索两线一成，则江省大部分之精华全被吸收，三省的经济命脉完全为人了。[4]社会都有所反应，包括教育界在内的市民抗联合会曾通电，日本乘危吉会、长大等权，以遂其三线三港主义，囊括东三省于南满铁道会社范围之下，使东三省沦为朝鲜第二……[5]龙江省议会通电曰：“日本，向怀野心。久用其铁侵略政策，以图谋奉省。今又拟建筑五，进窥吉江。此等政策如果实现，不但东省祸患迫于眉睫，即中国危亡已近在旦夕矣!”[6]总商会通电曰：“如任（日本军国主义）野逞，则彼数十年所抱之政策，借此于以实现，冲破国防之蕃窗，国民之经济，我三省之大好河山不久终将步、朝鲜之后尘。三省既危，全国，哀我民族，恐由此而沦于。”[7]爱国学生发出的吼声：“乎!乎!朝鲜，可为殷鉴；波斯覆辙，将步复尘。盍不奋袂急起，力，五之建筑，施行经济之绝交，以挫彼帝国主义之野心也。”[8]
和五四运动基本类似，“一一·九”运动也是学生为主发起的爱国义举，声势浩大，热情和勇气可嘉。事先未经周密计划和有效组织领导，基本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半盲目状态，所以当运动处于关节点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在继续，还是交渉的问题上，“会多次开会，意见纷纷，有的主张，有的主张交涉……两派展开多次辩论，各持已见，最后表决，主张的不及半数，因而采取了进行交涉的办法。”[9]在“就势包围了道里滨江道尹……学生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说往里冲!有的说包围，有的说撤，还有的说走，不干啦!不一会儿，队伍就散了。”[10]事明，没有党的正确领导，难免因缺乏统一领导和组织使行动陷于盲目和无序。其时，中国的力量尚未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在整个运动中处于“干着急”的角色。“可惜广大的劳苦群众尤其是还没有很好的组织，我们党的影响还没有在群众中扩大，党的组织上的群众基础尤为薄弱，所以这一运动仅掀动了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稍经打击便崩溃而不能持续的前进。所以这一运动在客观上是有的意义，在群众方面也是的行动，但是发动这一运动的大商买办阶级，却是半点的意识也没有。”[11]
五四运动最初是爱国学生的激奋行为（原因如前），很快得到了全国社会——工人、商界、报界乃至农民和军人等的支持，相继在许多城市爆发了、、罢市等，在海外也得到了和实际支援——捐款捐物。其时，正值美国的杜威赴，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不禁发出如下感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12]而且学生等新式知识在与新社会和新经济力量短暂的亲切合作当中“尝到了甜头”，发现只有团结才能产生更大的力量！由是开始明白以后的成功要靠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的、以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命运为目的的。
“一一·九”运动也得到了社会的与实际支援：惨案发生后，当晚即有很多的市民自发地携带慰问品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公报》《国际协报》《晨光报》等都以显著刊登殴伤学生的消息和照片，并发表文章军阀的；省权自主会在致省长张作相的电文中说：“此次日本强筑我长大，延长我吉会，欺诲［侮］我，侵占我土地，稍具爱国热忱，无不发指。所以我三省绅、商、学子，奔走呼号……停止其强筑长大，其延长吉会……为国家争平等，为人民争幸福。凡爱国志士，无不加额庆祝其成功。乃滨江道尹蔡运升、厅长高齐栋、县知事李科元学生，嗾使，擅自击伤爱国学生不下三百余人，似此行为，实属，依法应予重惩。”[13]11月13日，中东铁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人参加了反日抗斗争，表示“誓做学生后盾”，并散发2000余份。这可以从事后的报告中获知（另可以获知此次运动有的作用）：“闻哈埠发生以后，近有三十六棚工人，将相继发起。此项工人多有赤党从中煽惑，其名义虽与学生联合会相同，而其设心，别有作用，则与学生迥异。”[14]可以说，“一一·九”运动在策略与方法上直接套用了五四运动时期所形成的经验。
五四运动在国内许多大城市发生，“5月20日—6月10日，学生和骚动遍布200多个城市”，产生广泛的影响，形成的重压，中国（北洋）代表最终没有在有关条约上签字，“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签署对德和约，‘五四’的直接目的得以实现”；“一一·九”运动以及引发的社会的与支持，也形成了的重压，让步。1929年3月29日,张学良在与日本满铁理事斋藤良卫会谈中,严正表示：“东北决不就上述铁签署正式借款和承包工程合同，原签署的预备合同作废。”[15]日本中国东北权的如意算盘被打破，《满蒙新五协约》最终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未能付诸实施。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而没有得到公允的对待之时，“一一·九”运动是日本军国主义正磨刀霍霍向东北地区之际。前者是事与愿违，本应以战胜国的姿态，希冀得到应得的利益，废除日本中国签署的“二十一条”等、归还山东由强占的租借地和各种利权等，却得到几乎完全相反的结果——把在中国山东的悉数尽转让予日本！本来是战胜国却得到近于战败国的待遇：败于，所谓的巴黎和会实质就是个列强“分赃会议”，这个反差落差使国人出离，进而酝酿成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后者是雪上加霜，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早有觊觎，仅就东北地区而言，日本一开始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谋夺辽东半岛未遂，后又通过日俄战争豪取南满权益，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得陇望蜀、不足蛇吞象，正如满洲省委在《告书》中所言的，日本无的侵略东北地区，国人早已忍无可忍，于今又来夺取权，故国人要下决心，勇往直前……誓与日本帝国主义到底！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影响是广泛的，当时就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产生影响，“不仅有广大的学生、工人、工商业者，而且也涉及到一些乡、镇地区的农民群众”和爱国士兵；的力量遍布，海外赤子也积极参与，日本、南洋（东南亚）、美洲各地的华侨学生及社会团体，也都纷纷展开了活动。后世的影响更是自不待言，在1939年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之后，国民于1944年又把“5月4日”改定为“文艺节”；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为“中国青年节”，以便后人永远铭记于心。五四运动在思想领域的重要意义不仅带来了“以个性解放、主义、、、科学思想为主轴……新、新文化运动”,而且还彰显了的“救国热忱”（后来促进了国家“最高主权”（sovereignty）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和“救亡图存”（抵抗外国侵略，保障领土主权完整的）的热切愿望，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和民族主义的抬头，使之带有浓重的色彩。做到了文化和的双重启蒙，实现了和救国热忱的完美配合。
“一一·九”运动主要在东北地区产生影响，尽管也通电全国，“各中学几乎都有学生活动，到市内作流动宜传，印发全国通电……”[16]也有很多旅平（今）同学会等纷纷东北地区的保运动和，但是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
当时的影响在地域空间上有所扩大：1928年11月15日，省会数千名学生上街，学生的，反对日本修筑“五”；中东铁沿线双城、安达、昂昂溪以及巴彦、绥化、拜泉、、宾县等地的学生都先后冲破阻拦，结队上街，开展保斗争。此外，、奉天（今辽宁）两省各地学生也都举行了和，反对签订新五密约；当时旅居的东三省大学、奉天的中国大学权保持后援会、省同乡拒日筑会等纷纷通电全国，学生的保爱国义举。后续在时间上有所延长：的反日保斗争一直延续至1929年，这一年的5月22日和11月9日，各大中学生又举行了反对日本“五”的和活动，尤其是11月9日纪念“一一·九”运动一周年，其人数规模超过1928年。该运动影响力只及东北一隅，未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实际行动，一来本身涉及的标的比较单一（铁），二来主要涉及到中国和日本双边关系，顶天间接涉及到苏联和朝鲜（韩国），属于东北亚地区地缘的范畴。至于它在文化领域和领域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远未达到五四运动的效果。
五四运动发生在巴黎和会期间，得到当时主要国家：英、美、法、苏等的普遍关注，由于该运动的发生，中国（北洋）代表在最终条约上签字，其影响力不言自明，因此，把它定位为改变中国的、实现国运转折的一次关键性运动是不为过的，今再审视之，将之定位为左右国际格局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未尝不可。有韩国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已实现思想、文化的性变化及主体力量的增强，因此将五四运动称为‘五四’是恰当的。”[17]“一一·九”运动作为一次爱国，实质上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运动、爱国义举，吸引了全国人民乃至有关国家的关注。“一一·九”惨案前后，朝鲜（韩国）人有所，对苏联加以回护，可从后续的通告“满洲省委通告(第六号)——为反对帝国主义与苏联并援助学生（1929年11月29日）”中体会到；驻日本总八木元二向东北地方及提出，要求对学生的反日行为严加。综观全局，除了日本、苏联、朝鲜（韩国），此次事件在其他国度受到的关注以及产生的影响有限，只能算作区域性事件。
五四运动和“一一·九”运动都是以学生首当其冲，在中华民族最危急时刻发出的呐喊，有志知识青年率先意识到面对列强时仅仅采取签订和约的让步是不可能给中国带来转机的，甚至会使整个中华民族陷入灭种的深渊，两次的爆发都付出了极其沉重而的代价，为中华民族摆脱危机、中华民族崛起、强化中华人民的爱国感和归属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主义的开端，其爆发敲响了警钟，引发了许多思考：走什么样的道才能真正中国？青年作为国家的希望应该怎么做？五四运动之后工人阶级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产——五四，它砥砺着我们奋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即使一百年过去了，五四运动历史画卷仍深深刻在每个中国中，五四被中华儿女延续和传承。
“一一·九”运动以高校及中学成百上千名学生的流血为代价，推迟了日本修筑“五”的计划，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掠取东北权的计划，摧毁了日军进一步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激起东三省反日爱国热潮，推动深入开展。“一一·九”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东北地区先进知识发出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千古回唱，研究五四运动和“一一·九”运动不仅仅是由于其发生背景、事件经过以及历史意义的学理分析，更重要的是将其中蕴含的实质落在“行”、藏于“心”。通过研学旅行和实地踏查，重温近代史上的这两大，体会中国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体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要强化当代中国青年肩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
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核心。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处在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中，国内爱国主义尚未完全，虽有爱国仁人志士，如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林则徐、魏源、严复等；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力量在强大的封建体制面前终究只是冰山一角，即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也只是少部分人的。五四运动之后，爱国人士的群体扩大，广大爱国意志、民族意识普遍，全民族各个阶级纷纷加入斗争。
“一一·九”运动是五四的传承和延续。张作霖签订《满蒙新五协约》东北权，日军在东北地区修筑五条铁的，预示着日军侵华都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了，中国必须做出！五千名学生上街奋起，其规模和影响力带动了周边地区，安达、巴彦、、省等地也纷纷掀起的狂潮，终究打乱了日本的侵华计划、粉碎其军事。“一一·九”运动更加深刻地诠释了东北地区知识青年、英勇的爱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爱国主义在抵抗外来侵略、振兴中华民族和祖国团结统一方面起到了支柱的作用。新时代大学生应该为拥有那样的前辈而感到自豪，牢记前辈的斗争和，把自己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爱国情感为实际行动。在当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新时代的新青年要遵循党的领导、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把自己塑造成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一臂之力。
一个城市一百年的历史，既是一条时间轴，又是一条故事长河。深入研究“一一·九”运动，需要重走当年的线，探寻思想足迹。当年“一一·九”运动的活动范围涉及南岗、道里、道外区，今天当后代重新踏上那片热血沸腾的黑土地，当年青年才俊卫国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今在工业大学校史馆、第一中学以及东北烈士纪念馆、党史纪念馆等仍然保留有该事件的图片及文字史料，南岗区民益街、道里区柳树街、道外靖宇街道等仍然保留着大量相关的历史建筑，这我们：虽然这个动荡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国人仍要追忆往昔，我们中华民族正是经不断的磨砺后才能迎来今天，走界舞台的中央。
正所谓“天翻地覆慨而慷”，在过去的一百年，、松花江、松辽大地发生的风云变幻就是整个中国抗日时期的缩影。这百多年中，从小渔村、过江渡口、铁枢纽发展成如今坐拥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栉风沐雨中前进，经历了一世纪的风雨兼程。作为中国最北方的省会，在全国31个省会级中，尽管城市历史较短，但是历史积淀丰厚，这也证明了是一座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城市。带着自己书写了一百年的故事，在当代大学生的下，正昂首阔步地迈向未来。
【基金课题：大学学生学理论课题“红色基因探源——挖掘凝聚在‘中东铁’上的红色印记”（202002）】
（作者单位：李音儒，大学西语学院；吕永航，大学哲学学院；朱振林，教育社）
[2]书山：《日本攫取“满蒙新五”始末》（续），《兰台世界》，1998，（2），39。
[4]参见省档案馆编：《（1918—1932）》，：印刷五厂印制，1984，65。
[5]参见省档案馆编：《（1918—1932）》，：印刷五厂印制，1984，52。
[6]参见省档案馆编：《（1918—1932）》，：印刷五厂印制，1984，58。
[7]参见省档案馆编：《（1918—1932）》，：印刷五厂印制，1984，53。
[8]参见省档案馆编：《（1918—1932）》，：印刷五厂印制，1984，60。
[9]参见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三辑，省教育厅印刷厂，1984，128。
[10]参见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三辑，省教育厅印刷厂，1984，125。
[11]参见省档案馆编：《（1918—1932）》，：印刷五厂印制，1984，48。
[13]参见省档案馆编：《（1918—1932）》，：印刷五厂印制，1984，57。
[14]参见省档案馆编：《（1918—1932）》，：印刷五厂印制，1984，87。
[15]翟春：《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青年反日运动》，《社会科学》，2010，（5），97。
[16]参见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三辑，省教育厅印刷厂，1984，127。
[17]白永瑞：《活力东亚的1919：作为起点的“五四”与“三一”》，《探索与争鸣》，2019，（5）。
3.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第五辑）［C］.：人民出版社，1982.
4.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哈合尔滨史资料第三辑(内部发行)［C］.省教育厅印刷厂，1984.
7.[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M］.陈永明、张静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11.白永瑞.活力东亚的1919：作为起点的“五四”与“三一”［J］.探索与争鸣，2019，（5）.世界上最龌龊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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