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的最大差距是什么？最大的差距在于明治明确认识到的目标是式的资本主义，洋务新政的领导者完全没有这种认识。这是因为，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发生的时代背景不完全相同，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完全相同。
中国和日本学者多有拿中国的洋务新政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较的。日本学者依田熹家著《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卞立强、严立贤等中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比较、研究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问题，特别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各个方面—从、经济、文化思想，从两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从两国的产业政策、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形态、从两国的儒学、从两国的经济观等方面，做了相当全面的比较。依田氏通过比较提出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向着的方向走，日本是向着统一的方向走，向着统一方向走的日本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向着的方向走的中国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他认为这是中日两国近代化向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基本原因。1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尽管其中不乏可以讨论的地方，例如，关于统一市场的问题。但是，依田氏在比较的时候，忽视了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不同阶段的特点。
指出这一点的是日本另一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井上清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比较，双方进行的主体的阶级性质和历史阶段不同，两者实际上不可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洋务运动和德川幕府的性质相同，可以放在一起比较。2我非常认同这个意见。井上清的这个见解，在他早年的著作中，就已有明确的表述。他写道：“将幕府末期的中国和日本来比较，不但外部的世界史的条件，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并且在民族的经济文化及力量的集中发展上，日本也赛过中国，就造成两国地位在不久以后的决定性的差别。”3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由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高度统一的中央制度也逐渐形成了，号令齐一，易于推行。中国虽然也是高度中央，但是国家大，保守力量强，不能突破“夷夏之防”，难以做出学习的决策。中国和日本虽然先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明治一开始就抱着废除的目的，寻求与列强交涉，并且逐渐形成了（特别是通过岩仓具视考察团）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思，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多个方面采取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诸多措施。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到列强痛击，签订了一系列，却没有，另辟新。1860年11月，《条约》签订后，曾经占领京师的英法联军随后撤出，没有借战胜之威一举清朝的，这使奕訢等大臣大喜过望，深感“非始愿所能料及”4。奕訢在给咸丰的报告中，反复申说，强化这个认识。他说：“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5可见，清朝者对于英法等列强没有乘占领之机取代清朝廷的地位，是颇为感激的。通过太平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总结出的基本认识，是英国、的侵略是“肢体之患”，而“发捻交乘”，才是“之害”6。《条约》以后，清朝廷除了按照列强要求，成立总理事务衙门外，在机构上没有采取除旧布新的任何新措施，所谓洋务新政，也只是各地督抚为之，各地建立起一批军事工业，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最早主张实行洋务新政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1861年给的奏折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7历史证明，清始终把人民的放在第一位，把“勤远略”即列强侵略放在第二位。对于列强侵略，他们抱着“外须和戎”8的态度，对于，他们本着“守定和议，绝无更改”9的方针。终清之世，清都没有向列强提出过废除的要求。中国人提出废约主张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有的。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洋务新政不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恰恰可以与幕府末期的相比。
与日本德川幕府末期的相比较，中国的洋务新政则颇多相似之处。第一是背景大体相同，第二是主体的阶级性质相同，第三是内容大致相同。
日本在1853年面临美国的“黑船”事件，随后与美国等列强签订一系列。国内有农民起义发生（尽管规模较小），同时出现“尊王攘夷”运动，幕府面临挑战。这时候，幕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试图加强以幕府为中心的旧的藩政体制，遇到各方面，很难成功。各大强藩不服从幕府，努力加强藩的实力。“黑船”事件后，幕府和萨摩藩、长州藩等大藩在已有的工场手工业基础上，从国家引进近代企业，首先且主要是军事工业，如1853年在江户设立洋枪洋作所，试造洋式军舰；1854年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请荷兰海军军官讲授轮船驾驶和海军学；1857年在长崎建设制铁厂；1862年将江户的“蛮书调所”改名为“洋学所”，按照西洋大学校规，开设荷、英、法、德、俄语教学，以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医学、机器等学科，培养懂得西洋知识的人才；1863年开始创建用西式步、骑、炮三个兵种的新式陆军。萨摩藩、长州藩、肥前藩也都开始了洋枪洋炮和舰船的制造，从外国进口汽船，开办了洋学设施。1857年盛冈藩建筑洋式高炉，炼铁成功。1867年，萨摩藩在鹿儿岛建设了以机器作动力的纺织所，请英国技师指导。10到1868年，属于重工业性质的新式手工业工厂（包括机械、造船、军工和冶金等）已有三十多个。11
幕府末期建设的新式军事工业，引进的机器生产，规模可能比中国洋务新政时期略小一点，但它的反应是迅速的，新式机器的引进，新式学校的举办，在1861年前大体已具备。中国都在1861年以后才出现。与幕府时期比较，对于列强侵略的反应，中国是迟钝的。对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追求，日本是积极的，中国是被动的。江户的“洋学所”，仅英文、法文班学生，1866年就有300人。12清在1862年在开设同文馆（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第一年只有英文班，就读学生10人。13到1885年，同文馆学生才录取了108名。14所以有差别，是中日两国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致。
日本幕府末期的，是为了强化幕府的，强化幕藩体制。但是它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井上清评价说：幕府末期的日本，自天保以来，“刚在上开始活跃的武士、地主、商人出身的派中间阶层，就随着封建制度危机的加深，作为所谓尊王攘夷的志士，发展了的团结，掌握了民族的与国家的统一的主导权。”15
中国的洋务新政，当时就称作“自强新政”，它是在外国侵略和太平起义双重打击下，谋求“自强”的新政，是封建阶级的者谋求自救的措施。李鸿章的“裱糊匠”说法，最能说明问题。他晚年对人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方式，自然破露，不可。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16清是一间破屋，“自强”新政只是裱糊破屋，洋务派大臣不过是裱糊匠而已。他们没有想过，把破屋推倒，彻底更新。如果这样，他们就是新社会的建筑师，而不是旧社会的裱糊匠了。洋务派主观上要做“裱糊匠”，他们引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就是引进了封建生产关系中不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这就必然会旧的生产关系，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洋务新政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造成了一些客观的条件。这是中国洋务新观上产生的进步作用。
对19世纪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进行比较研究，是要研究遭受列强侵略的国家，在东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所谓后发展中国家，如何赶上现代化的潮流，在何种历史条件下，能赶上现代化潮流。通过以上研究，我们看到，中国的洋务新政，大体上可以与日本幕府末期的相比较，主体、内容大体相近；效果，中国尚不及日本。尽管两国都具有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但与真正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还有距离。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难以做真切的比较。尽管明治维新算不算真正的资产阶级，日本和中国学者都有不同见解，但明治维新以后，明治逐渐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日本社会进行了资本主义，这些刺激了日本社会运动的发生，推动了日本社会向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变。运动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却促进了日本产业政策向资本主义方向转换，大量国有企业廉价处理给民营企业是一个标志。这个转换，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可见，落后国家，后发展中国家，甚至遭受过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只有转换国家体制，才可能全力推进资本主义的产业政策和文化政策，才可能赶上现代化的潮流。中国在19世纪内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在现代化的道上很难有大的步伐。
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季我努学社顾问。原文收入鹏《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1.依田熹家著、卞立强等译：《日中两国近代史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1页。
2.井上清著、李薇译：《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0.参考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第二章第五目天保及其后果，第99-118页，以及井上清著、李薇译：《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2井上清著、李薇译：《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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