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群众性动物运动，比如说一些志愿者到高速公上拦车或救狗，这实际上有很多非因素，这些人不会考虑拦车的后果会怎么样。这时他们的行为，就不像NGO那样，去尽量妥善安排每一步，后续的麻烦当时拦狗的人基本就不管了，这就是草根动物组织当时的做法，他们关心的是很眼前的事情，也很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草根的特点。
我现在“野性中国”工作，它基本上不太可能去做大家上街的活动，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给大家做支持性、宣传性的一个工作，但我们的创始人奚志农在1996年曾引起了一场运动，就是吸引很多人关注滇金丝猴的事情，这甚至被很多描写成当时中国运动的一次重要事件。
其实从很多后来的资料包括最近发行的《梁从诫》这个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问题的解决依然是自上而下的，这个行动是精英性的，因为奚志农当时是云南省林业厅做宣传的一个科员，他了解这个问题之后，苦于自己在林业厅的范围内无决，所以求助到，然后梁从诫、唐锡阳这样的人出现，他们能把声音传递到中央，能够传到宋健那里，得到很多部委批示，最后都批示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国家要给这个县拨款。
大学生去那里只是增加了对那个地方的认识而已，只是把信息传得更广，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群体性运动，学生群体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一个被的对象。
后来“野性中国”所做的更多是基础性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运动的一个基础阶段，运动的第一步往往就是，把信息传达给，如果对这些信息完全不了解，也是不可能让上街的。
之前我在一个国际动物团体工作了三年。刚才有人讲到动物解放阵线，这种组织当然是来不了中国的，但动物福利概念进入中国也快20年了。最早做的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这个机构第一任代表叫谢罗便臣，后来成为亚洲动物基金的创始人，那当时她为什么离开，除了跟IFAW有一些不同之外，把IFAW带到中国的时候，她希望有些对抗性，但几乎导致IFAW在中国被赶走，但是后来由现在叫葛锐斯当时叫葛芮的来接手后，它的很多工作开始接地气，非常好地利用本土志愿者，开始做公共宣传，把他们的概念带进来。
2002年后，张立当了IFAE中国代表，IFAW又几乎不太跟草根机构接触，更多的工作放到政策上，甚至张立离开葛芮重新做回亚洲代表，也是这样。
另外，比如说世界动物组织协会（WSPI），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动物组织之一，总部在英国，它在联合国也有议席。在中国我们几乎看不到它跟草根组织或者有什么联系，你基本接触不到它，它在中国的办公地点就界卫生组织（WHO）隔壁，主要工作是在屠宰或者是其他一些功能教育上，但基本上就是从上层来推动政策改变。
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些组织做的事情不是运动，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它觉得发动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动物团体，如各地的小动物协会，它从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利益出发，其实有很多，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比如说2006年他们在动物园门口集合，很多当时很激动，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规模的，其实没有多少人，就聚集了大概1000多人，很快就被了，而且他们当时还抓了一个人，关了几个月。
这个运动的起因是市出台了养犬管理政策，可能要入户抓他们家的狗，这些人出于自身利益，觉得如果他们不行动，他们家的狗就要被抓走了。这个时候国际动物团体很激动，但是他们不敢在这里面做引导，或者是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能力，第二如果做这样事情，他们知道此后永远都不可能在中国做事了。
最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群众性动物运动，比如说一些志愿者到高速公上拦车或救狗，这实际上有很多非因素，这些人不会考虑拦车的后果会怎么样。这时他们的行为，就不像NGO那样，去尽量妥善安排每一步，后续的麻烦当时拦狗的人基本就不管了，这就是草根动物组织当时的做法，他们关心的是很眼前的事情，也很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草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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